备受争议的西藏艺术家兼学者更敦群培(Gendun Chopel)(1903年-1951年)，生活在西藏现代史的关键时期──他在英国陆军在1904年侵略拉萨之前出生。在这种爆炸性气氛之下，更敦群培是打破一切藩篱的西藏僧人，他寻找本身以及他的激情的愿望，要使西藏变得更加开放和进步。
在1903年晚春，更敦群培在西藏东部安多的偏僻地区索班(译音)(Sholpang)出生。他早年在耶玛达西义(译音)(Yama Tashikyil) 度过，那是沙卡索洛朗多 (译音) (Shabkar Tsogdruk Rangdrol) 的寺院体系。沙卡鼓吹Rime理想，他对藏传佛教的所有教派的教义和修持都怀著很高的敬意。
更敦群培9岁时，被几位高级喇嘛确认是多札仁橧(译音)(Dorje Drak)的前住持的转世；是宁玛派的主要寺院之一。不过，他的父母不愿他们的儿子成为仁波切，因此他继续跟著传统的寺院课程学习。不过，更敦群培的上一世的印记仍在，因为他只要听过复杂的仪轨经文一次，就能凭记忆背诵出来。13岁时，他前往格鲁派的著名寺院蒂塔，在蒂塔寺时，他由第四世安多沙曼甘敦天津耶梭(译音)(Amdo Shamar Gendun Tendzin Gyatso) (1852年至1912年)替他主持沙弥戒。
1920年，更敦群培18岁，他离开蒂塔，前往达西义拉章 (Labrang Tashikyil) ，那是替安多区服务的一个主要寺院中心。在达西义拉章的6年期间，更敦群培的学习成绩优异，成为著名的逻辑学家。他也以是辩论大师出名，(在辩论时)往往站在被视为无法辩护的立场，但能以雄辩和机智取胜。在那个地方，他和美国传教士马勒格必那(译音)(Marion Griebenow)结交成为朋友，但这位传教士和寺院社区以及更敦群培的家庭关系欠佳。由于与马勒为友，年轻的更敦群培学习基本的英语，以及迷上制作钟的技术。
正当更敦群培以聪明出名之际，他也以肆无忌惮的批评传统的寺院课程而恶名远扬。在辩论大堂发生几宗丑闻，以及据报他太过偏爱机械玩具，导致更敦群培在1926年被开除出达西义拉章。过后，更敦群培开始历时四个月的艰苦长途跋涉，前往拉萨；他在1927年加入著名的哲蚌寺，受到有成就的格鲁派学者喜饶嘉措指导。不过，这项师徒关系变得紧张，因为更敦群培继续批评在佛学课文中所鼓吹的教条，并经常和老师争论。师生经常展开骂战。据说，喜饶嘉措变得非常沮丧，他不肯讲学生的名字，反而叫他 “疯子”，结果更敦群培的自传作者罗佩茲得到灵感，把书取名为《疯子》。
在这段时期在拉萨，更敦群培大体上忽略学习，最终完全没有去上课。他仍然会去辩论场参加辩论，用敏锐的思想轻易的压倒对手。正当他快要用完财政资源之际，他开始以卖画过著美好的生活。他是天才艺术家，以画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出名，顾客之中包括像绷帕卡仁波切那样的名人。
1934年，更敦群培在喜饶嘉措的住所遇见当年40岁的佛教学者兼作家罗侯罗 (Rahul Sankrityayan) ，后者是以 “兴地文旅行文学之父”出名，也是最广泛旅行的印度学者之一。罗侯罗是多产作家，是佛教教义劲头十足的研究者，也是共产党活跃份子，为争取印度摆脱英国殖民地统治而斗争。这两位不落俗套的人物很快的互相吸引。在西藏时，他们一起跋涉，寻找在印度被毁但在西藏偏僻地区得到保存的梵文(佛教)经书。这段经历令更敦群培感到很痛苦，因为当地的西藏人由于无知，把珍贵的经文放在护身符内以及用来装饰佛坛。他们一起途经拉萨、日喀则市夏鲁寺(Shalu-Shigatse) 以及萨迦，成功的找到几本原版的梵文佛经，目前藏在印度巴特那的博物院。不久之后，罗侯罗邀请更敦群培，和他一起前往印度和锡兰。
这样一来，更敦群培在1936年离开西藏，前往印度；这次旅程使他离开故土12年。更敦群培对印度嘆为观止。对造钟工艺著迷的更敦群培，第一次看到印度的工艺进步，诸如铁路。西藏及其寺院制度令他感到窒息，在印度，他获得灵感与解放。在西藏时，他写作不多，在离开西藏的12年间，他成为非常多产的作家。他的著作包括一部游记，一本未完成的历史书，一本藏文版的《爱经》以及一本朝圣指南。他也翻译一本佛教历史的藏文书，以及完成印度古典的藏文翻译，诸如：夏琨塔拉(译音)(Shakuntala)、薄伽梵歌、罗摩衍那等，以及巴利文小乘佛经《法句经》。此外，他替几家藏文报章写文章，以及用英文在摩诃菩提协会的会上撰写文章。
摩诃菩提协会是国际性的佛教传教机构，更敦群培和它建立密切关系。这项关系后来导致他在较后时到锡兰访问。在锡兰时，更敦群培认识了小乘僧人和他们的哲学，并用英文在他们的刊物写文章。他也写了一本《印度圣地指南》，交由该社出版；该书被许多人公认是西藏现代文学的第一个例子。这本书与传统的指南不同，用实用、简单以及交谈式风格撰写，书内列有许多有用的资料，以及消除印度的许多错误讯息和假设，而这些在西藏司空见惯。
更敦群培远离西藏思想的孤立与与世隔绝的特点，他开始质疑西藏人对历史与地理的传统观点乃至质疑藏文的起源。在1938年左右，更敦群培在加各答遇到他以前的老师喜饶嘉措。在他们的讨论中，更敦群培和喜饶嘉措争论地球到底是平的还是圆的。喜饶嘉措回答说是平的，那是根据那时的佛教经书内所记载的宇宙论所说，这样的答覆当然使到激情且进步的年轻人更敦群培对西藏的落后感到厌恶。
大约同一个时候，更敦群培也认识了西藏学学者乔治罗列赫(George Roerich)(1902年至1960 年)，也是著名艺术家兼诗人罗厄烈冶(Nicolas Roerich) (1874年至1947年)的儿子。乔治罗列赫邀请更敦群培和他住在一起，结果两人住在一起两年。在这段期间内，乔治罗列赫和更敦群培合作，把《蓝色纪年》(译意)(那是西藏历史的草创性著作，1476年由Go Lotsawa Zhonnu Pel (1392年至1481年)所著)翻译成英文。《蓝色纪年》是以Rime的观点的西藏历史调查，集中在各种宗教教派在西藏各地的传播。乔治罗列赫和更敦群培的英文翻译本在1949年出版，自那时以来，这本书一直成为有关直到15世纪为止的藏传佛教历史的受到最多人作为咨询的资料来源之一。
更敦群培本身的最著名的著作，很可能是他未完成的著作《白色纪年》。这是对西藏历史的一项突破性著作，更多是根据有文件的档案撰述西藏历史，而不是根据传统佛教的角度撰述西藏历史。直到那时为止，西藏的历史通常是半真相与神话的调合。尽管《白色纪年》没有完成，它成为现代学者有力的参考资料来源。
在1930年代，是印度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年代，也是西藏改变的年代。第十三世嘉瓦仁波切土登嘉措(1876年至1933年) 在1933年去世，1938年，刚坐床的第十四世嘉瓦仁波切只有3岁。当时西藏政治动荡，在这种不稳定的气氛下，更敦群培最终回到西藏。
当更敦群培在1946年回到西藏时，他已经受到西藏政府监视。在1947年，更敦群培被捕，受到监禁，并在散播假钞的虚构罪名下受到鞭刑。据说，他在狱中时，以唸度母真言、画画以及喝醉酒打发时间。1949年，在嘉瓦仁波切坐床的大典上，更敦群培和其他囚犯一样受到大赦出狱，他成为心灵破碎的人。他获得分配住在觉囊附近的一座公寓内，获得支付薪金，奉命完成《白色纪年》。不过，他在外飘泊12年过程中所收集和带回来的大量严谨的研究笔记大部份遗失。它们是在他被逮补时被没收，从此再也看不到。没有那些笔记，他无法完成那部著作，事实上他也无意完成。
他继续不断抽烟、大量饮酒，虽则据说他并不受酒精影响。据说，在他被从狱中释放出来之后，他的最后也是最具爆炸性的著作出版，那是论文《龙树意图的美化》(译意)。不知道这篇论文是在他被捕之前或之后写的，但其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引起争论。大多数人接受的看法是，那篇论文是从在他被捕之前不久他所教导的弟子、宁玛派喇嘛达哇赞波(DawaZangpo)有关中观论的纲要整理出来的，在他去世后在敦珠仁波切(Dudjom Rinpoche)赞助之下出版。即使论文的作者也有争论，因为有时候提到达哇赞波才是真正的作者。
更敦群培在被从狱中释放出来才两年之后因病去世，那时中国军队刚刚佔领拉萨。更敦群培大体上是被其西藏同胞误解的西藏人。诚如西藏历史学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1959年-)所说， “更敦群培的著作值得注意之处是，他的兴趣基本上集中在考察和探讨本身的文化传统。尽管事实上他对英文有很深的造诣，能够用英文写诗和写文章，没有证据显示他对西方文学有很大的兴趣。更敦群培的兴趣在于他本身的传统的来源，而不是研究新领域，正如他研究梵文和巴利文，是他研究藏文经典的来源的一部份。他集中研究西藏文化的真实性和根源，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民族主义思想，致力于建构对过去的新了解。”
进一步的阅读与研究：
She-rab-rgya-mtsho / Mengele, Irmgard. 1999. dGe-'dun-chos-'phel, Biography of the 20th Century Tibetan Scholar. Dharamsala: LTWA
Lopez, Donald S. 2006. Madman's Middle Way: Reflections on Reality of the Tibetan Monk Gendun Chope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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