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故事，说明一位普通的牧民儿子如何变成神谕，这在西藏的等级制度中是一个高级职位，以及在西藏和在印度的难民营中的困难时期，他如何为国人服务。他所陈述的，是对西藏现代历史文献的独特贡献。

创阳杜津古登(1917年至2002年)所写的前言

“以下的文字是针对一再向我提问的问题的回应，我真诚希望，我所说的一切受到真正的了解。

除此之外，目前的世界是这么广阔，有许多据说是我的传记，是独立述说的大事或小事，其中有一些与事实不符。因此，请保留本文，作为你心中的记忆。”
～创阳古登(1988年)

出生地点与童年

首先，我必须先用几句话解释我的祖国，西藏。西藏分为四个省。我出生在乌斯藏省的斗巴(译音)(Toepa)地区，它位于西藏西部。我出生的地点是科河村(译音)(Khele)，村名的意思是 “山角”。它接近一个比较大的市镇燕卓登卡(译音)(Yenchoetenkar) 。我的母亲名叫哈巴(译音)(Lhagpa)。

在西藏，除了贵族家庭或喇嘛之外，一般人没有纪录出生日期的传统。根据西藏日历，我是在土羊年(1917年)拉沖(译音)(Rapchung)月15日出生。我在星期二出生，星期二藏文是色米马(译音)(Sa Migmar)，因此我名叫米马(译音)(Migmar Tsering)，那是我原来的名字。

七岁时，我进入大寺甘林寺 (译音)(Ngamring) 就学。在我出生地地区，有三座主要寺院；拉孜寺、甘林寺和布索林寺(译音)(Phuntsog-ling)。它们都是扎什伦布寺的一部份。我在那儿学习到十三岁，接受了该寺的所有基本训练和仪轨。十三岁时，我在假期间去探望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是牧民，因此他们像商人那样奔波。我参加他们的商旅前往帕里。

帕里寺

帕里是一个非常具战略性的地区，距离不丹只有一小时的行程。它也很接近印度。在该地区有一座寺院，它是甘丹萨济寺的分院。甘丹萨济寺是由格西巴登丹达(译音)(Geshe Palden Tendar) 创办的，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和修持者，在最终考试中，在几千名考生中名列第二。他在抵达帕里之后，建立了该寺，及进行密法隐修。我在抵达帕里之后，离开亲戚，加入该寺学习。

该地区的另一项传统，是一间寺院按惯例每隔三年接受一位来自上密院的格西，因此格西巴登丹达来到帕里。三年过后，格西巴登丹达没有离开，而是留在该地区，以利惠那儿的众生。他建立了一间寺院，在山中建一间隐修小屋，并从事大威德金刚静修很多次。通过他的活动，以及托摩格西仁波切的活动，格鲁派在西藏的这个偏僻地区建立了势力。托摩格西仁波切和格西巴登丹达的护法都是多杰雄登。

(注：托摩格西仁波切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喇嘛。你可以从喇嘛戈文达所写的名著《白云行》读到更多关于他的故事。)

这两位伟大喇嘛的影响力传到印度，例如，传到大吉岭和加林邦。托摩格西仁波切留下遗言，把他的寺院的所有责任交给至尊赤江仁波切 (1901年至1981年，他后来成为现世嘉瓦仁波切的导师)以及第十三世嘉瓦仁波切。他也留下指示，交待他的遗体应该如何处理，以及放置他的舍利子的灵塔应该如何兴建。至尊赤江仁波切来到帕里执行这些指示，而从那时起，许多喇嘛来该地区任教。

因此，格鲁派在这些地区蓬勃发展，是由于托摩格西仁波切、格西巴登丹达和至尊赤江仁波切慈悲为怀。

一般而言，所有僧人在属于 “三大寺”的其中之一的各两间密法学院之一深造。格西巴登丹达属于甘丹萨济寺的学院。由于当地人民要求，他在帕里地区从事密集的静修，并建立一间寺院，寺内有一尊巨大的弥勒佛佛像。他也获得西藏经典多本。在第十三世嘉瓦仁波切的劝告之下，他把寺院的行政权交给甘丹萨济寺。他们每隔三年派一位格西到该寺院担任住持。

格西巴登丹达在该省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经常受到俗人和该寺的僧人咨询。他亲自交代我要注意身体和健康，并留下指示给年纪比较大的僧人，要他们照顾我，因为我将会证明，我将来对众生有益。我从十三岁到十七岁留在该寺。有时候，由于气候原因，我搬到托摩格西仁波切的寺院。

在菩提迦耶发生的事件及其后果

十七岁时，我和两位朋友到印度的菩提迦耶朝圣。在那个时候，在菩提迦耶有大约300名僧人，因为那时西藏是冬天，但印度仍然暖和。我们大家都在菩提迦耶的主要灵塔前面进行精心的供奉。在这次的供奉中，我失去知觉，当我恢复知觉时，我发现身旁没有人。情况混乱，我发现地面有一些血。我问人家发生了甚么事。他们不知道，认为我是患了癲癇病或是神灵附身。我的身体激烈抖动，造成我跌倒，鼻子碰撞到地面。

那次经历过后，我返回西藏，不过，当我有一些閒暇时间时，会自发性经历失去知觉的可怕经验，例如在加林邦就发生过。当我返回帕里，每个人都认为，那是佛法护法多杰雄登降身造成的。我担心那是可怕的精灵，即使佛法护法本身多次宣佈是他的附身。被认为是佛法护法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地区有两大教派，上部是格鲁派，下部是噶举派。但帕里本身有很多教派，佛法护法多杰雄登是那儿的所有家庭的护法，不论他们属于甚么教派。

(评论：那不算是非常教派性。如果他不是护法，他会协助每一个人吗？)

由于这项经验对我和其他人造成很大的困扰，它使我觉得和寺院社群疏离。情况真的很困难。因此，为了要确定那是佛法护法或是有害的精灵或是患病，寺院当局写了一封信向至尊赤江仁波切求助。他劝我去拉萨。因此我离开帕里，和两名僧人及一匹马一道前往拉萨，让这件事由甘丹萨济寺决定。

由于帕里寺隶属于甘丹萨济寺，至尊赤江仁波切的确有进行观察，也要求其他喇嘛，诸如普 布卓仁波切(译音)(Purbuchok Rinpoche)和至尊赤江仁波切1905年至1983年，后者后来成为现世嘉瓦仁波切的导师)进行观察，以便确定是否是佛法护法附身。我被安顿在甘丹寺，由至尊宋仁波切照顾。我必须进行许多次净化修持，包括唸用宗喀巴大师的名字的心咒十万遍。至尊赤江仁波切说，如果这些准备工作都做了，可能会有一些跡象出现。那个时期在西藏有很多其他佛法护法的神谕。也对那个时候最著名的神谕普迪康沙古登(译音)(Puti Khangsar Kuten)进行观察。

观察的要求由以至尊赤江仁波切为首的甘丹萨济寺提出。有一次，我被带到在普迪康沙的神谕面前。有一个小型法座为我而设。当佛法护法现身时，他送我丝制哈达和他本身的茶。他指出，我是让佛法护法现身的神谕，并说，如果我满足了所有的要求，则我可以证明将来会对众生非常有用。不过，对于地点是否适合有人表示怀疑。在那个时候，我以为那是指帕里，现在我认为是指西藏本身。

过后，至尊赤江仁波切和至尊宋仁波切在前者位于拉萨的住家私下进行进一步的观察。我被令进入神灵附体，我回答问题的方式令这些高僧印象深刻。他们认为，如果我的情况良好，将来对众生会有很大的利惠。

我也被甘丹萨济寺的佛法护法附身，该护法名叫赤甲，是阿弥陀佛的忿怒相。至尊赤江仁波切和至尊宋仁波切都决定，必须由高级喇嘛们进行最后一次观察，以确定我的真偽。这些高级喇嘛包括任登勒湛(译音)(Radeng Regent)、普沖蒋贡仁波切(译音)(Phuchog Jamgong Rinpoche)、至尊达旦仁波切(译音)(Kyabje Tadak Rinpoche)、至尊林仁波切、至尊赤江仁波切以及鲁康布利康萨哈马巴拉(译音)(Trukhang Purti Khangsar Dharmapala)。最后考试于1939年在甘丹萨济寺的全体僧人面前进行。当时甘丹萨济寺的全部僧人超过二千人。

在举行这项仪式之前，有为期七天的密集净化修持。作为仪式的一部份，纸浆被搓成药丸，其中一人说，附身的神灵是多杰雄登，另外一人说，附身者是无法从中阴状态转生者。另外有 三粒用泥浆搓成的药丸，是为了佛法护法赤甲而准备的。我被附身后，他们拿起第一批药丸给我。我立刻拿了代表多杰雄登的那粒药丸，将之吞下。同样一种测验用来测试佛法护法赤甲。那时我丢掉两粒药丸，指著剩下的一粒；那粒是代表赤甲。直到那个阶段，人们还不信服我的身份，但这回是最后及决定性的考验。过后我被批准为是两位佛法护法多杰雄登和赤甲的神谕。

因此，神谕的真实性受到用严峻方法考验。从我在菩提迦耶的灵塔前第一次被自发性附身起，从17岁到21岁，必须经历许多不确定的年头。我在所有考验中过关，受到至尊赤江仁波切照顾。我必须进行许多净化修持，其中一些在宗喀巴的灵塔前进行。最后，我的真实性在几千名僧人和学者面前获得确认。在我之前，在西藏的任何其他神谕，都没有受到这种严峻考验。

(评论：为甚么？值得调查)

参与这些调查的最重要的转世喇嘛包括至尊赤江仁波切和至尊宋仁波切。在参与调查的许多 资深喇嘛和学者当中，只有拉迪仁波切和至尊泽美仁波切还在世，虽则至尊赤江仁波切已经转世，而且再次受到确认。

我觉得，最后的测试是我生命的转捩点。当我进入大堂时，我对真实性存疑，许多其他僧人也同样存疑，因为一旦有了神灵附体，以后发生的事非我所能控制。我对附体的神灵一无所知。我很害怕如果我被证明不是神谕，我的命运将会如何。在场的来自那间大学的许多学者也为我担心。

古登喇嘛、新的神谕

最后我们抵达印度北部布剎(译音)(Buxa)。在那儿，我们会见名叫哈拉罗耶真莫(译音)(Phala Dronyer Chenmo)的西藏官员。在他的家中，他要求至尊泽美仁波切加入在达哈色(译音)(Dalhousie)重建的密法学院。朱胡杉卡(译音)(Chushur Samkhar) 家庭的成员，也被送到在达哈色的收容流离失所者之家。我被排除在外，因为我不被视为僧人，也不是老人。因此，我和来自所有派别(而不限于格鲁派)的大约1500名僧人留在布剎。

在嘉瓦仁波切的官员要求之下，我留在布剎十年，担任神谕。每当要作出重大决定，我都受到咨询，不论提出问题者来自那一个教派。在那段期间内，我也出任在新德里和达兰萨拉举行的许多会议的代表。

当我刚刚搬到布剎时，没有很多朋友，但印度政府提供的供应品很充足，足以过活。渐渐的，我和许多人交上朋友。我接到很多朋友的邀请，要我去他们的家住，因为他们认为，我在布剎健康有问题。不过，我决定，当配给品越来越少时，我离开布剎社区是不公平的。那儿很热，而且情况恶化。我认为，在情况好时留下来，情况困难时离开是不恰当的，因此我和朋友们以及其他僧人在一起，一直到我们全部人一起离开，前往在印度南部的西藏人复兴中心。

南印度

当布剎社区搬迁到印度南部时，我和他们一起搬迁，虽则我接到亲戚的邀请，要我去和他们一起住在印度北部的木索勒(译音)(Mussoorie)和达兰萨拉。他们告诉我，在印度南部，要在炎热的天气下工作，生活将会很辛苦。但我决定和布剎社区的人住在一起。离开他们是不公平的。因此，从那时起，我一直住在印度南部，以神谕的身份为社区服务。

但我不只是担任神谕。我担任来到南方的大约600名僧人的社团的秘书之类的工作。僧人们来自 四个教派，这个社团的僧人也是如此。我通过选举被委任(为秘书)，不仅是由于僧人们认为我受过良好教育，足以胜任，也是由于我是佛法护法的神谕，许多人认为我诚实，而且有良好动机，要协助他人。而且由于我是老西藏人，人们相信我的诚实。这是我被委任为合作社的秘书的原因。

在那个时候，合作社的结构是，它仰赖印度政府的协助。社区本身贫穷，因此每一项决定由印度行政官员负责。我把负责执行决定当作我最重要的活动，把我作为神谕的任务当作次要活动。由于我的诚实，以及对社区作出贡献，我受到僧人们以及印度行政官表扬。行政官也送给我一张证书，说我对社区的贡献非常有价值。他送我在那儿的一块地(现在是甘丹萨济学院的休养别墅所在地) 和一间屋子。他也要改善我的生活，送我一头养得很好的母牛。这在社区的其他僧人面前举行的一项特别仪式上赠送。那名官员名叫卡达比(译音)(Katarbe)。在社区于孟过地区建立之后，他担任印度政府的官员为期八年。

在我任秘书期间，我非常努力的工作，争取到资金充作兴建僧人宿舍的用途，不仅是甘丹寺的僧人，也包括哲蚌寺的僧人，以及宁玛派和萨迦派的僧人。

(评论：看起来不是非常教派主义)

建了大约十六座宿舍，每座让廿名僧人居住。也建两座很好的委员会会堂。此外，也提供许多牛和两辆拖拉机。这一切得到提供，是由于我针对基金和特别项目向印度政府要求协助，并得到当时派驻在那儿的印度官员大力推荐。

在担任区部副主席期间，我负起重大责任，把嘉瓦仁波切的各种演讲以及其他官方宣佈传达给在 孟过的藏族公众人士。西藏人民代表议会颁发一份证书给我，表扬我的工作。简言之，我积极从事这种公共生活，不只是以神谕的身份生活。我尝试以尽可能多的不同方式作出贡献，因为西藏人社区的情况非常弱。所有责任落在嘉瓦仁波切一个人身上，因此，我认为每个人竭尽所能作出贡献是非常重要的。

和我一起到印度的伙伴，也对西藏人社区作出很大的贡献。至尊泽美仁波切对西藏人教育作出很大的贡献。西藏人在印度安顿下来之后，需要有学校、课本，以及能够适应现代学习方式的老师。所有这些活动都由至尊泽美仁波切指导和执行。朱索申格(译音)(Chushur Samkhar)家族也作出很大的贡献。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在印度出生。另外六个孩子都已经长大，积极工作，满足了嘉瓦仁波切的愿望。因此，这是我个人的经验，见证了佛法护法的力量，即如果你和佛法护法有特别关系 ，你和你的精神导师有密切关系，而你信守承诺，则你的一生和普通人的生活有很大的不同。

在西藏境外重建寺院教育已经实现(此外还有世俗教育体系)。令人伤心和不幸的是，诸如至尊赤江仁波切、至尊林仁波切和至尊宋仁波切等高僧都已经去世。不过，值得安慰的是，这些杰出的高僧的其中一些人(诸如 “至尊赤江仁波切”)的转世已经出现。这肯定是未来大有希望的一个源头。

1989年创阳古登喇嘛

当真实性受到证明之后，将有确认仪式。人们提供奉献品给我，包括寺院的职员送茶叶和哈达给我。我获得提供一位秘书和一位助手；总共有七个人照顾我的需要。从现在起我拥有神谕的地位，这在西藏社会是一个很高的职位。

过后我回到帕里寺。当我离开帕里时，有另外两个人和一匹马。返回帕里时，我有多位助理，许多马匹和供应品。在帕里，我受到该寺的高级职员以及世俗行政人员迎接。有这样大的庆典，人们有几个星期看不到我。

在我最终被批准为佛法护法的神谕之前，我被人以以前的名字阳登布索(译音)(Yonden Phunsog)称呼。正式成为神谕之后，我被称为古登喇嘛，那是西藏人对佛法护法之灵媒的称呼。

直到1950年，我一直留在帕里，成为那儿的寺院的著名神谕。充当寻求协助的一般信徒的佛法护法之神谕。此外，我在资深喇嘛以及西藏贵族家庭的邀请之下前往拉萨。我也和居住在西藏境外(诸如加林邦和其他地方) 的其他西藏人接触。那就是我如何与越来越多人接触，那些人和佛法护法多杰雄登有联系。

困难的1950年代

我考虑到，佛法护法的唯一目的是有利于有情众生，协助他们的生命，因此我觉得，如果我留在拉萨，我也许能够对西藏作为一个国家以及对西藏人民作出一些贡献。我有两间寺院可供选择，可以住在其中一间。其中一间真的很偏僻，另外一间比较容易进出，因此我选择后一间寺院卓格阳西(译音)(Chokor- Yangtse)。那就是为甚么我拥有卓阳杜津古登(译音)(Choyang Duldzin Kuten) 这个名字。卓阳是卓格阳西寺的缩写，而杜津是佛法护法的寂靜相。在这个困难时期，资深喇嘛们希望他们的问题有更加明确的答案，因此他们更多的向佛法护法的寂靜相而非忿怒相求助。直到那个时候，我只是让佛法护法的忿怒相附身，尤其是在新年的庆典时期。因此，从那时起，我成为“寂靜”的古登喇嘛。古登是指被佛法护法附身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