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世嘉瓦仁波切于1617年在西藏雅礱谷的一个宁玛派修持者家庭出生。他的家族是雅礱王朝帝王世系的后裔。父亲是都杜然丹，母亲是贡噶兰泽。

从他出世到圆寂，一直在教导佛法，可见他是乘愿而来的，以使众生受惠。在他一生中，他经常看到阿底峡尊者、宗喀巴大师、许多神衹和神圣的喇嘛的幻象。正如《Kadam Glegs bam》一书所预言者，他被第四世班禅喇嘛罗桑却吉坚赞(1570年至1662年)确认为是第四世嘉瓦仁波切云丹嘉措的转世。

这位著名的班禅喇嘛也确认杜固扎巴坚赞是金甘果玛(译音)(Zimkang Gongma)转世。这点可以在第五世嘉瓦仁波切的自传中看到。班禅喇嘛也详细列出杜固扎巴坚赞的转世系统。杜固扎巴坚赞在被确认之前，也是第五世嘉瓦仁波切的候选人之一。不过，确认转世者难免有争论。在第五世嘉瓦仁波切的自传中，有以下的文字。

“甘丹宫的官员沙旺卡朱 (译音) (Tsawa Kachu) 把 (属于第四世嘉瓦仁波切和其他喇嘛的) 佛像和念珠展示给我，但我无法分辨！当他离开房间时，我听到他告诉外人，说我成功的通过考验。后来，当他成为我的导师之后，他常常告诫我；他说， “你必须努力，因为你无法辨认那些物件！”

罗桑嘉措在哲蚌寺登上嘉瓦仁波切宝座之后，立即负起主持宗教仪式的责任。他主持新年的盛大供奉，以及藏历四月份的 “萨噶达哇节”(释迦牟尼出生、得道、圆寂的日子)。他开始学习，导师包括林美泽洛刚卓朱普(译音)(Lingme Zhabdrung Konchok Chopel)和班禅喇嘛，学习的内容包括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中观学派、律藏和Mondro Pandita。

罗桑嘉措在1638年受比丘戒。林美泽洛和第四世嘉瓦仁波切主持受戒礼，取法名格泽旺卓(译音)(Ngagi Wangchuk)。接著，他跟随当时的许多著名喇嘛学习。他学习的笔记厚达四巨册。在笔记中，他记录了显法密法的要诀，以及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灌顶与传承，主要是格鲁派的，他的成就受到公认，而他也被视为是宁玛派的一位重要传承者。他与卡马的江特(译音)(Changter) 和诸(译音)(Zur)的领袖们一起学习。他的家族也和噶举派鲁格(译音)(Druga)维持良好关系──他的堂兄弟是第五世耶旺鲁巴(译音)(Gyalwang Drugpa)。

由于格鲁派当时受到后藏帝国控制，班禅喇嘛和后藏的省长作出重大外交努力，安排邀请第五世嘉瓦仁波切去哲蚌寺。嘉瓦仁波切在六岁时，在哲蚌寺的甘丹颇章坐床。第五世嘉瓦仁波切后来兴建了十三座格鲁派大寺院，包括多桑拉林和甘丹佩杰林。

尽管杜固扎巴坚赞如何死亡有各种不同说法，这可能是由于口传的不同。而第五世嘉瓦仁波切没有对外公佈详情。第五世嘉瓦仁波切的自传，是少数按编年纪载当时的大事的来源之一。书中关于这件事的记载以前曾被检视过，但调查多杰雄登(即杜固扎巴坚赞)历史的现代学者没有认真看待。不过，许多要点和至尊赤江仁波切著作的《愉悦如海护法之妙音》所记载的相符合。

1637年，罗桑嘉措廿五岁，蒙古领袖固始汗带了八百士兵来到西藏，表面上是来朝圣，但几乎肯定是为了控制西藏，以及为了寻找当地盟友以利支配。这在当时不足为奇──在蒙古人民四分五裂之后，各部落寻找西藏各教派的宗教领袖，以便仿傚忽必烈和八思巴，重建施主──宗教领袖的模式。看来固始汗的侦察队入藏，是受到第五世嘉瓦仁波切财政索南卓登的要求，是后者为了寻找蒙古人盟友对抗后藏帝国的努力之一。

嘉瓦仁波切和固始汗会见，赠给他 “丹增却吉”执教法王的称号。这是一种象征式的衔头，旨在加强关系，但很有效──据说，嘉瓦仁波切和固始汗都看到幻象，说他们扮演重要角色，消灭了格鲁派的敌人，把格鲁派传播到广大地区。在这次访问中，固始汗、班禅喇嘛、索南卓登以及嘉瓦仁波切讨论由固始汗入侵后藏以摧毁苯教王国巴利的课题，藉口是一封伪造的信，在该伪信中，巴利国王宣称他打算入侵拉萨。

嘉瓦仁波切在他自传中，这本书经过很多修改并写道，索南卓登私下要求固始汗，在入侵康区之后进攻后藏，从而消除妨碍格鲁派支配西藏的所有对手。固始汗在1639年开始入侵，从上到下佔领康区，完全消灭了巴利王国。固始汗不是往北返回蒙古，而是继续深入西藏。嘉瓦仁波切感到振惊，要求索南卓登说服固始汗退兵，他拒绝那样做，更不肯谴责固始汗的暴力。固始汗包围林芝近一年，最后粉碎了一切抵抗，控制了后藏。

和标准的记载相反，固始汗并没有把对西藏的控制权交给嘉瓦仁波切。相反的，固始汗自封为西藏王，并由藏民送他一个真正的王座让他登基。他重任索南卓登为摄政，负责政治事务，让嘉瓦仁波切负责宗教事务。这段历史大体上被掩盖，主要是由于嘉瓦仁波切本身对这宗事件的记载，那是在几十年后，他已经在政治上控制了西藏之后写的。

在固始汗推翻后藏帝国之后，摄政继续贬低杜固扎巴坚赞的重要性。根据第五世嘉瓦仁波切的自传，由于摄政的操纵，杜固扎巴坚赞被降级。书中这样记录， “直到那个时候，由于伟大的嘉瓦仁波切，其职位受到尊重，但从水马年(1642年)起，由于摄政本人的决定，他的地位被贬到第三级。”

不过，杜固扎巴坚赞和第五世嘉瓦仁波切之间的个人关系似乎不受影响。杜固扎巴坚赞有参加第五世嘉瓦仁波切于1656年讲授第二世嘉瓦仁波切根顿嘉措的传承，这讲授历时廿六天，第五世嘉瓦仁波切记载他的名字是泽克果马。在同一个月，嘉瓦仁波切请他喝茶。尤有进者，不久之后，杜固扎巴坚赞生病，摄政索南拉登试图阻止第五世嘉瓦仁波切去探望。第五世嘉瓦仁波切在自传中写道：

“从 (4月份) 25日起，泽克果马的转世 (即杜固扎巴坚赞) 突然发烧，我准备出发去看他，因为我被要求去主持一项仪式以驱走病魔，摄政从拉萨 (送一封信) 来，说活佛患的似乎是传染病，不适合现在去看他。他也通知泽克果马，由于传染病没有保护，我被迫遵从 (摄政的) 指示，延期 去探望活佛 。”

从第五世嘉瓦仁波切所用的词句看来，他有在这儿以及自传的其他部份，承认杜固扎巴坚赞是泽克果马的转世。伟大的第五世嘉瓦仁波切在书中进一步宣称，由于Gling-stod Chos-rje和Byang-ngas的照顾(这令人对活佛是患上传染病的说法产生怀疑)，杜固扎巴坚赞病好了，在哲蚌寺的集会上开茶会，以及在乃穷庙答谢神使。接下来，第五世嘉瓦仁波切去看他，并举行宗教仪式，祈祷他康复，但不成功，因为杜固扎巴坚赞失去知觉，不久之后去世。书中的这些书写，看来显示出，并不如索富(译音)(Dreyfus)所声称的，第五世嘉瓦仁波切和杜固扎巴坚赞之间有斗争。看来问题出在摄政。

当时的 “外人”，诸如蒙古人加耶班智达(译音)(Jaya Pandita)也有写在那个时候所提出的问题。他在所著杜固扎巴坚赞的传记的结尾写道，许多人开始沿著这样的思路质疑，由于他是圣人，拥有超越生死的力量，他不愿意留下来，要去另外的地方。他特别提到，从4月25日起，杜固扎巴坚赞在受到照料之下恢复健康，但他在5月13日圆寂。这使到他如何去世没有定论。然而，没有提到上层阶级要推毁他。

在那之后，杜固扎巴坚赞在哲蚌寺的遗产被第五世嘉瓦仁波切的政府移走，详情在第五世嘉瓦仁波切的自传第二卷内有提到。 这时开始提到 “哈耶”(译音)(Dholgyal)，说已故杜固扎巴坚赞的真正幽灵被确认出所造成的伤害比前此所描述的还要大。在第五世嘉瓦仁波切的自传中，有一段提到，“哈耶”的力量加大，多次现身，令人担心。拉那多杰(译音)(Dranag Choje) 主持火供仪式，几间寺院举行各种仪式。这显然不是长期的解决办法，因为同一本书“哈耶”内有提到，“哈耶”是更多宗教仪式所要对付的目标，虽则之前声称，早前的宗教仪式获得成功。

最后，第五世嘉瓦仁波切的自传提到，从火鸟年(1657 – 1658)开始，“哈耶”所造成的伤害增加，这是由于受曲解的祈祷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自传中所提到的火鸟年是1657年至1658年，而不是索富所说的1636年。他声称， “有其他关于多杰雄登的故事，提到较后和杜固扎巴坚赞有关的幽灵，在活佛去世之前就已活跃，甚至早在1636年就已经存在，他不正确的使用这项理由，以便声称杜固扎巴坚赞和多杰雄登有关的说法是神话。第五世嘉瓦仁波切的自传说，在土鸟年(1669年至1670年)，在哈这个地方建了一间庙，以安抚该幽灵。然而，伤害增加，因此决定应用瑜伽术烧掉“哈耶”，以及把一批修持者组织起来。这项声称说，每个人都相信，“哈耶”是由于有肉被烧焦的味道而被摧毁。

关于在哈地建庙的现成资料不多，但有一些参考资料，Per k. Sorensen提到，第五世嘉瓦仁波切的传记是一个资料来源。他在《天国的统治者：中古西藏的神职和世俗霸权──对Tsal Gung – Thang的研究》中写道：

哈阳庙 (今天已不复存在) 在哈低漥地区西面的山谷中。可能在同一个时候，在哈的dGa-idan gsung-rab-gling寺兴建，它是dGa-idan-pa的十三大寺院之一，它们是在第五世嘉瓦仁波切时代兴建的。第五世嘉瓦仁波切也在1656年访问Dholg Nas-gsar。”

根据Dzam-gling-rgyas bshad在《西藏的地理》中说，哈耶寺是在宁玛派的Dorje Drag寺附近的几座格鲁派寺院之一，位于Gtsang、ehu河东南岸。此外，帕绷卡仁波切在传记中提到，他在1920年左右参观Dhol gsung-rab-gling。在农历10月10日，他前往Dhol chu mig dkar mo，那儿供奉杜固扎巴坚赞遗骨的圣骨盒。在该寺面前举行供奉，并表演大圆宗教仪式。因此，哈耶寺很可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

对于第五世嘉瓦仁波切声称尝试通过宗教仪式来压伏多杰雄登的说法，多杰雄登的詆譭者和辩护者都无异议。不过，真正的结果和后来的事件则有争议。此类仪式称为──压制、烧毁和丢弃。对于烧毁，第五世嘉瓦仁波切在自传中提到，那是最后的尝试程序，必须把多杰雄登 “送往净土”。自传中声称仪式成功，那意味著 “哈耶”那时应该已经被消灭。

不过，如果把这当作是确定的，则这点与多杰雄登的诋毁者的论点不一致，他们引述这一点，但仍然声称，“哈耶”只是一种幽灵或鬼。如果人们把自传的这种说法当作是确定的，则多杰雄登的信徒拜的是不存在的东西，这明显的是没有人一贯坚持的论点，不论是今人或古人。尤有进者，多杰雄登／“哈耶”以后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对萨迦派而言)，明显的驳斥了指该寺被毁是确定了的说法。

根据白海螺字典的说法，在拉萨旧区南面的祚爹康萨护法殿是在十七世纪由第五世嘉瓦仁波切兴建的，作为多杰雄登庙，兴建时是为泽克杜固札巴而建，他是以Dregs的形相出现。该寺是由利乌卓林寺(在西藏南部洛卡的一座寺院) 的负责人多洛耶梭 (译音) (Dondrub Gyatso) 管理。有一位来自利乌卓林(译音)(Riwo Choling)的管理人，定期提供抚慰服务和提供多杰雄登的神使。在东面靠近祚爹康萨护法殿篱笆门的是sMun Skyid Khang gsar，也是由利乌卓林寺管理，祭祀的是喀切玛波。

莫江古各鲁洛(译音)(Morchen Kunga Khundrup)，对多杰雄登的第一批主要宗教仪式作出贡献的人，在自传中也提到祚爹康萨护法殿。因此，没有多大的理由可以怀疑是伟大的第五世嘉瓦仁波切兴建该寺的说法，因为在那个时期，罕有替多杰雄登辩解的重要人物。

第五世嘉瓦仁波切的全集，也包括简短的叙述对耶叉喀切玛波(Yaksha Kache Marpo)的抚慰。文中的喀切玛波的叙述，很符合在多杰雄登宗教仪式中的伴神。此外，有关文章提到紫玛玛波护法(Tsiu Marpo) “光辉七兄弟”，因此，喀切玛波很可能是紫玛玛波护法众护法中的个别护法。

旁经在藏传佛教的真实性一直是争论的课题。第五世嘉瓦仁波切致给多杰雄登的抚慰词在他的选集中找不到。不过，他宽大为怀的承认许多不同的保护神，以及接著撰写宗教礼仪的文章是前所未有。帕绷卡仁波切在一封信中简短的提到这份抚慰词，说那是在第五世嘉瓦仁波切的选集中，列在问与答的纲要部份。现代刊物中，第一次刊登这份抚慰的内容的，是至尊赤江仁波切的《愉悦如海护法之妙音》，于1967年在锡金的甘托克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那本书刊登抚慰词的内容以及其说明，解释写该词的背景。看来多杰雄登只有在1996年才开始受到挑战，而且看来即使是第十三世嘉瓦仁波切也没有针对这个课题作任何这样的宣佈。

尤有进者，在宗教仪式的逐渐发展中，它很得体，很难加以忽视。例如，随著时间的推移，宗教仪式的文章越来越长，新的表达方式开始受到使用。相比之下，这份抚慰词相对短。它在表述词语和叙述方面，没有包含任何不符合时代的部份。正如其解释中所述的，它清楚的表示，较早时所提到的焚烧的宗教仪式并不成功。解释中说， “尽管无可争议的伟大的密法大师们，尝试通过宗教仪式，用火烧的方法制伏他，他所展现出来的神奇威力反而变得更大。”

在随后几十年，第五世嘉瓦仁波切致力于巩固他的权力，这个过程包括兴建一座宫殿，说他本身是观世音菩萨转世(观世音一向被视为是西藏的庇护神)，到北京进行官式访问，以及求神保佑使西藏帝国进入黄金时代。

1645年，第五世嘉瓦仁波切开始在拉萨的红山上兴建布达拉宫，宫殿的名字源自观世音菩萨的净土 “普陀洛伽”，殿址建在7世纪西藏国王松赞干布的首都的原址上。固始汗和他一起为布达拉宫主持开光。布达拉宫的命名是要传播这样的意义，即使嘉瓦仁波切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嘉瓦仁波切在其传记中也传播这样的说法，而且他把受公认的前几世的观世音的化身的名字也列入，诸如松赞干布和仲敦巴大成就者。

在第五世嘉瓦仁波切统治期间，拉萨蓬勃发展。外国商人和知识份子涌入该市，在艺术、医药和建筑等领域作出重大贡献。在世俗和宗教事务两个方面，他建立广泛的税务和行政结构。他也是多产作家，撰写历史与宗教评论，总共有三十多卷。